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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也在加紧进行。而证据规则的建立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关键,只有做好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能更好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研究一、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现状。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选择
对我国是否应当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目前诉讼法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普遍持肯定的观点,只有少数学者持反对意见,理由是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会使犯罪分子漏网;非法证据的排除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我国的侦查技术和设备落后,现阶段性不具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条件。并认为应当尽快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对在我国应采用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五种:
1、全部排除说。该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既然已经明确规定了严禁采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自然违反法律规定获得的证据就失去证据效力,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证据采用,从而认为应立法予以严格排除。
2、区别对待说。该说认为应该将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区别对待: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无论其真实性如何,若作为证据就等于承认刑讯逼供、威胁取证、诱骗取证等活动,从而直接背离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因而应将其排除;而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不会因收集程序和方法的违法而改变其性质,就可以采信。
3、真实肯定说。该说认为应当重视证据的客观性,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应把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与非法证据区别开来,不因收集证据的方法、程序的非法而否认证据的客观真实性的法律效力,如果非法证据经过调查属实,并对证明案件事实确有必要,则可予以采信。对其违法行为可视情节轻重予以追究处理。此说实际上肯定了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有关非法证据的状况。但此说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只看到了证据的真实性,却无视证据的合法性,这实际上否定了有关收集证据的程序规定,也忽略了刑事诉讼中保护人权的价值取向。
4、线索转化说。此说认为,应以补证方式即重新合法地取证,使非法证据合法化,或以非法证据为“证据线索”,靠它获得定案依据。此说认为,这样既是通过重新而合法地取证来对非法取证行为彻底否定,又是灵活运用非法证据。
5、排除加例外说。该说认为,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但可保留一定的例外情形。这些情形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是案件的危害程度,二是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设定例外的情形可以从犯罪性质分,也可以从法定刑方面分,还可以考虑被告之主观恶性等方面。”笔者认为,在刑事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上,具体实践过程中必须兼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以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是最佳选择。对于非法证据的取舍,我们应该以“公平”作为价值观,按照“均衡价值论”对非法证据进行考察,在利弊得失的选择上,使得大于失。非法证据应当禁用,但也不宜绝对化,应该设立若干例外情形。因此,笔者赞同排除加例外说。
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论文
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屡屡发生,不时侵犯公民的权利或使公民的权利面临侵害的威胁。湖北佘祥林故意杀人案、云南杜培武故意杀人案、河北李久明故意杀人案、河南李作海故意杀人案等冤案、错案就是最好的实例,造成这些冤案、错案关键原因是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的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产生了非法证据,而这些非法证据又被法庭采纳。
最高法院建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状况究竟如何呢?要对这一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不过,根据中国的司法惯例,官方很少进行有关诉讼程序实施问题的司法统计,即便一些零散的数据存在,也经常不对外公布。而研究者由于经费、精力、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也很难从事大规模的调查。
“非法证据”及其应否被排除的问题,近年来已经大量出现在中国的法庭上。尤其是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检控方提交给法庭的证据,一旦发现在收集的程序上存在明显的违法问题,经常会要求法庭认定该证据为“非法证据”,并申请法庭予以排除。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辩护方极少申请法庭对非法搜查、扣押、窃听得来的证据加以排除,也几乎没有因为侦查人员剥夺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机会而要求法庭排除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申请排除的“非法证据”
最多的还是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的手段获取的被告人供述。尤其在被告人当庭翻供、法官质疑其为什么向侦查人员做出有罪供述的情况下,被告人、辩护人通常会辩解说原来受到了刑讯逼供,并请求法庭将原来的非法供述加以排除。至于对那些侦查人员以“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辩护方也很少会提出要求排除的申请。
那么,面对辩护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刑事法庭对此问题的处理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是置之不理,不对“非法证据”是否存在以及应否加以排除的问题做出任何结论,甚至就连专门的调查,审核程序都不举行;二是受理申请,并要求检控方加以调查,做出说明。即便将刑讯逼供的问题纳入调查的范围,侦查机关也几乎从不派侦查人员(尤其是被指控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讯问人员)出庭作证,从而使审讯人员与被告人没有当庭对质的机会。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似乎被用来反驳一切有关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指控。而对这种“情况说明”,刑事法庭基本上当庭予以采纳,并将其作为驳回辩护方申请的依据。于是,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以辩护方的申请驳回而告“解决”。
综上,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和适用上还有很多不足,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急需建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6页。
[2]徐益初:《论口供的审查和判断》,载《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3]戴福康:《对刑事诉讼证据质和量的探讨》,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4期。
[4]孙广三,孙世岗:“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及其证明力辨析”载《烟台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徐鹤南:《论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的排》,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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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计算机犯罪是指行为人运用所掌握的计算机专业知识,以计算机为工具或以计算机资产为攻击对象,或不正当使用计算机,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并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计算机犯罪立法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内容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利用计算机系统作为犯罪的工具或目标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己经越来越多,而在此当中,最为突出严重的问题就是计算机犯罪。在认识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时,不能仅仅将它视为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还需要依靠包括刑法等法律法规的法律控制。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刑法中计算机犯罪构成要件就我国计算机犯罪立法中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就计算机犯罪立法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计算机犯罪 刑法 完善
(一)计算机犯罪的概念
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计算机犯罪(Computer Crime)只是一个笼统的提法,目前尚没有被各界所公认的统一定义。大致说来,计算机犯罪概念可归为五种:相关说、滥用说、工具说、工具对象说和信息对象说。结合刑法条文的有关规定和我国计算机犯罪的实际情况,所谓计算机犯罪是指行为人运用所掌握的计算机专业知识,以计算机为工具或以计算机资产为攻击对象,或不正当使用计算机,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并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计算机资产包括硬件、软件、计算机系统中存储、处理或传输的数据及通讯线路。
(二)计算机犯罪的类型
犯罪的分类,指将各种犯罪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类型。国内外关于计算机犯罪类型的划分,因依据的标准不同,而体现为众多不同的观点。一般而言可将计算机犯罪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行为人以解除计算机安全系统为手段,未经合法授权或批准非法进入自己无权进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
第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利用各种手段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内部的数据进行破坏,从而导致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行为。
第三,窃用计算机系统服务罪。是指无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者擅自使用,或者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合法用户在规定的时间以外以及超越服务权限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由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具有丰富的功能,因此在现代社会由计算机系统所提供的服务也成为一种商品,使用者只有向计算机系统的所有人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获得由计算机系统提供的服务。
第四,侵犯计算机财产罪。是指犯罪人通过篡改或破坏计算机系统所处理的数据信息的方式来影响计算机系统的工作,从而实现非法取得和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的行为。当计算机中的数据为电子货币时,由于对该数据的改变意味着金钱的转移,所以,利用计算机实施的盗窃,贪污,挪用、职务侵占等有关犯罪,其行为指向是代表电子货币的数据,应该另立单独的罪名以区分通过传统手段实施的犯罪。
第五,计算机窃密罪。是指秘密窃取计算机信息系统内部的代表秘密的数据的犯罪。此种秘密可以包括军事秘密、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其表现形式为计算机信息系统内部的数据。
作为一个犯罪概念,计算机犯罪有着明确的内涵。它是一类特殊的犯罪,和其他犯罪相比具有独特的一面,因此它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其他犯罪有着很大的差异。作为一类犯罪,计算机犯罪虽然包括若干罪名,但是这些犯罪都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也是它们与其他犯罪所不同的地方,而这种共性也具体表现在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
(一)犯罪主体
计算机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以自然人为主,单位也可以成为计算机犯罪的主体,同时也不排除某些组织甚至政府机关。在技术性社会发展过程中,计算机系统与计算机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工具和手段,这就直接导致了犯罪主体的社会化,这些犯罪主体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具有专业的电脑知识和专业操作技能。自然人主体可能是成年人,也可能是未成年人,从计算机犯罪的主体分布来看,犯罪主体具有多样性,各种年龄、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人都可以进行计算机犯罪,既可以是单独进行犯罪,也可以是共同进行犯罪,甚至是组成犯罪集团进行计算机犯罪,在实践中极难控制。
不仅仅是自然人进行犯罪,随着计算机技术大量的应用于商业和国家事务、社会管理,单位、社会组织甚至某些政府机构也已经将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所进行的计算机犯罪及以计算机为工具、通过计算机操作手段实施的各种竞合犯罪,作为窃取商业秘密、打击竞争对手、破坏他人计算机管理和业务系统,甚至是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窃取军事情报、国家秘密的重要手段,进而成为一种现代战争的新形式,网络战争同计算机犯罪的分界层面已经很模糊,计算机犯罪将成为国际犯罪。在此情况下,计算机犯罪的主体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包括单位、社会组织、政府机构,甚至是主权国家。基于同样的考虑,计算机犯罪的受害人主体也同样包括上述内容。
(二)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它包括罪过(即犯罪的故意或者犯罪的过失)以及犯罪的目的和动机这几种因素。从犯罪的一般要件来看,任何犯罪都必须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者过失,那么其行为就不能构成犯罪。计算机犯罪中的故意表现在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造成对计算机系统内部信息的危害破坏,但是他由于各种动机而希望或是放任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计算机犯罪中的过失则表现为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行为可能会发生破坏系统数据的后果,但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是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这种后果但轻信能够避免这种后果而导致系统数据的破坏。
(三)犯罪客体方面
从犯罪客体来说,计算机犯罪的同类客体应当是社会公共秩序,计算机犯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则是复杂客体,这就是说计算机犯罪是对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直接客体进行侵害的行为,这是计算机犯罪在理论上比较复杂的原因之一。
为了保证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行,保障所有利用计算机系统所进行的社会活动能够安全的进行,国家对计算机系统的运行必须进行管理,对人们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的活动必须加以一定的规定,这些管理规定就是公共秩序的一部分。进行计算机犯罪,必然是要违反国家的管理规定,从而破坏这种管理秩序,这就是计算机犯罪在犯罪客体方面的本质特征。无论计算机犯罪的犯罪人主观上出于什么目的,只要进行了这种犯罪,就必然要造成对国家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秩序的破坏,因此我国刑法将这类犯罪放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扰乱公共秩序罪部分。
计算机犯罪同时侵害的直接客体十分广泛,依据具体侵害行为和侵害结果来划分,其客体包括金融管理秩序、财产权、国家安全秩序、人身权、社会管理秩序等,侵犯的都是复杂客体。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它极大地依赖信息的制造、传播及管理来进行社会活动,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信息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体现了信息所有人的利益,而且在当今社会,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大,并且其价值往往远远超过普通的物质。
计算机系统内的数据就是上述的社会信息,体现了所有者的权益和社会的管理秩序以及为法律所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实施计算机犯罪,必然要侵害计算机系统内部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是具有价值的程序和资料,也可能是以数据形式存在的财产,它代表着一定的权益或者社会关系或社会秩序。这种侵害可能是直接地破坏数据,也可能是间接地威胁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这就必然要侵害计算机系统所有人或权利人对系统内部数据的所有权和其他权益,也就破坏了国家对社会正常的管理秩序和法律所保护的某社会生活方面的社会关系,这也是计算机犯罪的一个特征,即计算机犯罪以信息作为犯罪对象。
(四)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客观方面是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特指侵犯某种客体的危害行为,以及危害行为实施的各种客观条件,包括犯罪的工具、手段、损害后果等。这些内容具体反映到计算机犯罪当中,是指利用使用中的计算机,通过非法操作手段,针对计算机系统的信息安全和运行安全所造成的损害。在计算机犯罪中,绝大多数危害行为都是作为,即通过完成一定的行为,从而使得危害后果发生。
还有一部分是不作为,构成计算机犯罪的不作为是指由于种种原因,行为人担负有排除计算机系统危险的义务,但行为人拒不履行这种义务的行为。例如由于意外,行为人编制的程序出现错误,对计算机系统内部数据造成威胁,但行为人对此放任不管,不采取任何补救和预防措施,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这种行为就是构成计算机犯罪的不作为。我国刑事法律所规定的计算机犯罪全都是结果犯,只有侵“入”行为人无权进入的计算机系统或者因对计算机系统进行的危害行为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才构成计算机犯罪,而“侵而未入”或者虽然危害到计算机系统安全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我国刑法是无法加以制裁的。
刑法作为一种规范性调整手段,其产生具有滞后性。它通常总是在某一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不为社会主体意志所容纳,并且其他法律已经无法调整时,作为一种带有痛苦色彩的强制性最后调整手段出现的。这一点对于计算机犯罪也是如此,主要体现在法规本身的数量、适用范围和诉讼程序上。我国在1997年刑法通过之前,司法机关对于现实中发生的许多计算机犯罪根本无法定性,有的不得不无条件将犯罪人加以释放。现行刑法颁行之后,此种情况有所改观,但是滞后感仍然是明显的。
(一)犯罪化的范围偏窄
刑法第28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仅将犯罪对象限定为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显然太窄,实际上,有些领域如金融、医疗、交通、航运等,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也极其重要,非法侵入这些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同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宜将该罪的犯罪对象扩大到包括这些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又如,刑法第286条只规定了用技术手段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且破坏的对象仅限于计算机软件,这就不能包括用物理手段来破坏计算机硬件或附件的行为,而后者也可能造成计算机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或其他更严重的后果。还有,窃用计算机服务的行为目前也处于立法空白状态,我国刑法第265条规定对窃用通信系统的行为可依照刑法第264条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处罚,但该条并没有包括窃用计算机服务的行为。
(二)犯罪构成中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设计不合理
犯罪构成的设计不合理,目前对计算机犯罪的主体仅限定为自然人,但从实践来看,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由法人实施的计算机犯罪,因此,仅将自然人列为犯罪主体不妥。根据我国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单位犯罪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但是,无论在新刑法修订之前还是在其修改颁布之后,我国刑法理论界均不乏有单位能否成为计算机犯罪的犯罪主体的理论研讨,以及单位应当可以成为计算机犯罪主体的立法建议。
从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案例来看,单位在某些情况下也确实可能实施计算机犯罪,而且类型与形态都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对于单位所实施的计算机犯罪,在目前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的情况下,应当直接对危害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参预者以及直接主管人员等以个人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此种处理方式毕竟不是久远之计,因而完善刑事立法,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计算机犯罪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
(三)罪名欠缺
对于司法实践已经出现的某些违法乃至于足以构成犯罪的计算机严重违法行为,由于我国刑法未作出特别规定,将导致无法可依。此种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法条规定的不健全、不完善,将导致对此类行为无法惩处,以致于轻纵犯罪人。现时期司法实践中所大量发生的,并且可以预见今后也将大量存在的此类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非法占用他人计算机存储容量的行为。具体而言,是指秘密地在他人所有的计算机存储介质上非法存储文件、数据和应用程序等行为,此类行为虽未给计算机所有人造成任何损失,但是却是对他人所有权的一种侵害。
第二,窃用计算机时间的行为。窃用计算机时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利用他人的计一算机终端进行无权操作,从而免费使用他人的计算机设备及计算机时间:二是非法取得他人的计算机网络帐户和密码,秘密使用计算机时间而由他人代为支付上网费用。
第三,帮助犯罪或者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利用计算机犯罪者通常都有一种显示技能的渴望,因而利用计算机传授犯罪方法尤其是传授计算机犯罪的犯罪方法在各国都大量存在,我国也不例外。对于上述几种行为的处理,有的虽然可以通过扩张解释加以处理,例如对于窃用计算机时间的行为,但是最终解决上述问题,却应当是通过立法完善而非司法变通。
(四)行为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不足
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行为负刑事责任。从己有的计算机犯罪案例来看,进行计算机犯罪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少年儿童,绝大多数都未满十六岁,如何防止未成年人进行的计算机犯罪就成了计算机犯罪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计算机犯罪低龄化的趋势,使得未成年人实施此类危害行为的现象大量增加。行为人低龄化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某些未成年人确实在计算机技术方面存在过人的天赋而实施的计算机犯罪行为;其二,是正常智力的未成年人由于对计算机技术的偏爱,加之网络黑客脚本程序的容易下载和操作,从而实施的计算机犯罪。
对于此类造成严重损失、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冲击的犯罪,适当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事情。但就计算机犯罪而言,由于其主体的特殊性,只要能够进行计算机犯罪,行为人的认知水平就具有相当的水平。因此即使是已满十四岁未满十六岁的人,只要能够进行计算机犯罪就证明他应该对计算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一定的预见,他们进行计算机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大。如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该负刑事责任。
(五)刑罚设置不科学
计算机犯罪往往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中许多犯罪分子本身就是为了牟利,因而对其科以罚金等财产刑自是情理之中。同时,由于计算机犯罪分子大多对其犯罪方法具有迷恋性,因而对其判处一定的资格刑,如剥夺其长期或短期从事某种与计算机相关的职业、某类与计算机相关的活动的资格,实乃对症下药之举。正因此,对计算机犯罪分子在科以自由刑的同时,再辅以罚金刑和资格刑,是当今世界各国计算机犯罪立法的通例。
但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第二百八十六条对计算机犯罪的处罚却既没有规定罚金刑,也没有规定资格刑。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案例来看,计算机犯罪除了本身难以查证外,其犯罪人往往对此种方法具有迷恋性,因而仅仅是事后性的惩罚往往难以阻止其再次犯罪。因此,对于此类犯罪引入新的资格刑,或者说规定某些与使用计算机有关的保安处分,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这一处理方式在某些国家已有先例。
(六)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不健全
计算机犯罪的自身立法固然重要,但制定相关法律来确保这些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也同样重要。这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7种证据,并不包括电磁记录,实践中对于电磁记录的证据效力尚有分歧,应尽快明确。由于计算机犯罪的证据只存在于数字空间之中,是以储存在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的数字形式来表现的。这种证据是不能为人们所直接感知的,必须依照一定的方式将其转化为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才能体现出证据的价值。而这样的证据在传统的证据学中并无很好的研究。因此时至今日,在我国计算机数据作为证据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仍然是一个法律难题;第二,计算机犯罪的跨国特征非常明显,这必将使此类犯罪的引渡问题空前增多;第三,由于刑法固有的属性,决定了它必须建立在其他相关的行政法律和民商法律之基础上,此即所谓的“刑法次要原则”,而目前我国在计算机领域里,相关的行政法律和民商法律还很不完善。[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七)刑事管辖不足
利用互联网络所实施的计算机犯罪目前已大量出现,并呈大幅度增加之势;同时,利用网络所实施的盗窃、诈骗等传统性犯罪大量出现,且危害更大,更难以查证。对于某些犯罪而言,通过网络来实施将更为便捷。因此,传统犯罪的网络化与跨国化也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在我国,随着计算机网络与国际互联网络的进一步联接,不仅本国针对国外的计算机犯罪将逐渐增多,而且国外的罪犯也将慢慢地将目标转移到我国的计算机系统来。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计算机网络国,对于国外犯罪人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因此如何确定案件管辖,调整原有的刑事案件管辖的框架,具有一定挑战。因为从传统刑法理论上讲,刑事管辖权体现在时空范围上,可以分为领陆、领水、领空以及浮动领土四种空间。而网络环境,则必将成为处于之四种空间之外的“第五空间”。
(一)对于计算机犯罪形态法律认定的进一步完善
由于计算机及其信息系统的复杂和特殊性,致使计算机犯罪行为的犯罪形态认定与传统犯罪有较大的区别,在今后的立法实践中应该对以下三种犯罪形态结合计算机犯罪的特点予以区分认定:
第一,犯罪预备的情况。我国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创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犯罪预备是故意犯罪过程中未完成犯罪的一种停止状态,是行为人为实施犯罪而开始创造条件的行为,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的犯罪停止状态。在计算机犯罪中如某人制作好木马程序准备攻击某计算机系统,在还未实施时被网络警察发现并逮捕。
第二,犯罪未遂的情况。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在几起计算机犯罪中如某人攻击计算机系统时因该系统安全人员早有防备并且防火墙系统比较安全所以未能成功。
第三,犯罪中止的情况。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如行为人意识到病毒传播的危害而自动放弃则可视为犯罪中止。
(二)完善现行刑法典中的计算机犯罪惩治条款
鉴于计算机犯罪这一崭新的犯罪方式突破了传统刑法法益的范围,使得传统刑法调整计算机犯罪有所偏失。现行刑法现有的罪名不足以涵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所有计算机犯罪行为。应当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计算机犯罪危害行为类型为基础,以犯罪学和刑法学上计算机犯罪的概念为指导,对我国刑法中计算机犯罪的罪名加以完善。
第一,现行刑法典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首先非法侵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范围有必要予以扩大,因为现实中非法入侵金融、证券计一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大量存在,从而使金融资财面临极大风险,威胁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因而“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客体理应扩大到上述领域;其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法定刑应予提高,以严厉打击犯罪人并消除引渡等刑事司法协助的障碍。
第二,刑法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只规定了“软破坏”的方式,对大量的使用“硬破坏”方式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或数据的行为,只能以毁坏财物罪处理。事实上,使用中的计算机所体现的法益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财产法益,而更重要的是信息系统或数据的安全,对上述计算机“硬破坏”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信息系统、网络或数据的破坏,而是不计算机硬件设备所代表的财产利益,因此将之作为毁坏财物罪处理将于行为的危害性不符。建议将此破坏方式增加为计算机信息破坏型犯罪当中。
第三,我国刑法规定的“制作、传播破坏性计算机程序罪”并不能涵盖所有利用计算机制作、传播违法数据信息的行为,上述行为除了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之外,还有利用计算机制作、传播恐吓信息、虚假信息、犯罪方法信息等。这些行为都可以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却无法为传统的刑法罪名所包容,因此建议扩大该罪名的调整范围,将之界定“为制作、传播破坏性、恐吓信息、虚假信息、犯罪方法信息等内容违法数据信息,造成严重后果”,将罪名修改为“制作、传播非法计算机数据信息罪”。
(三)完善现行行政法规,配套刑法典的贯彻实施
我国关于防范和惩治计算机违法犯罪的行政法规较多,由于法规的不健全,导致现行刑法典中所设置的计算机犯罪条款在某种程度上难以贯彻实施。例如,刑法典第285条和第286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前提,是所实施的行为必须“违反国家规定”,众所周知,目前有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国家规定即是几个行政法规,而关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但是,该条例的规定却是不健全的,也因此而导致刑法实际适用中的尴尬。该《条例》第5条2款规定:“互联网的微型计算机的安全保护办法,另行制定。”这引起的问题是,既然规定互联网的单台微型计算机的安全保护办法另行制定,则其管理规定就不应适用上述《条例》;而不能适用上述《条例》,目前又无其他可以适用的行政法律或者规范。那么,在没有可以适用的国家规定的情况,行为人针对于单台微型计算机实施上述两类犯罪行为的,就难以说其犯罪行为“违反国家规定”,既然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也就不能满足刑法典的要求而构成犯罪,因而不能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四)确立刑事一体化思路
在理论上,刑事一体化意味着应加强刑法学同其他刑事学科,尤其是犯罪学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把实证分析同规范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共同探讨计算机犯罪的规律和对策。在立法上,“刑事一体化”要求加强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在立法过程中通盘考虑,尽力避免二者之间的脱节。在现在的网络计算机环境中,电子证据的地位、收集与提取的途径、审查判断的规则等,都有待刑事诉讼法的界定,刑诉法的完善直接制约着刑法作用的发挥。简而言之,通过刑事一体化,可以在刑事侦察、公安审理、移送公诉、开庭审理等程序中,对于计算机犯罪的构成、动机及应受处罚等方面,有效地认证判处。
(五)确立新型刑事管辖制度
首先对于管辖而言,对传统刑法理论上的“属地管辖原则”加以拓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网上作案的终端设备、服务器设立地在本国传统的领土、领水等四种空间内。例如在线洗钱者、电子敲诈者的终端所在地、网上色情服务器的终端设备地在本国领域内:
第二,网上作案所侵入的系统局域网或者侵入的终端设备地在本国传统的领土、领水等四种空间内。例如电子间谍、网上侵犯商业秘密者的系统网站或者终端所在地在本国领域内;
第三,行为人获取、显示网上作案结果信息的终端所在地在本国传统的领土、领水等四种空间内。例如网上盗窃、网上诈骗作案结果信息的显示终端所在地在本国领域内。上述标准可以完全解决网络环境中犯罪的刑事管辖问题。
(六)制定专门的反计算机犯罪法
在刑法典上设立惩治计算机犯罪的专门条款是必要的。但是应当在此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反计算机犯罪的专门刑事立法。
主要原因有:
第一,涉及计算机犯罪的专业术语等的解释,应当在立法上加以专门性的表述。以中国现行刑法典为例,其中所使用的“应用程序”、“破坏性程序”等问题,均难以在刑法典上加以规定,但是可以在单行刑事立法上予以明确;
第二,计算机犯罪所导致的一些宏观问题,例如网络环境中的犯罪管辖权、犯罪地的确定等问题,难以在刑法典上加以规定,应当由专门的反计算机犯罪法设置;
第三,利用计算机所实施的传统型犯罪,其定性和量刑的各种特殊情况,应当由单行刑法专门加以规定,难以在刑法典中得以体现。而中国现行刑法典中第287条只是简单地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但是,这只是一个定性量刑的总原则,而网络环境中传统犯罪的变异,却存在于诸多方面,需要立法指导和肯定;第四,计算机犯罪所引发的问题较为广泛,涉及诸多现行法律法规的配套修改问题,在一时难以全面修订所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由单行刑事立法把所有问题加以表述和解决,是最为简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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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现状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旨在促进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有效供给,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关键词:农村公共体育产品 供给 社会主义
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而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是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有机组成部分,但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是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有效供给。
(一)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差距过大。当前城乡发展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在享受基础设施上的不平等,农村基础性公共体育服务严重滞后。2005年《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我国体育场地主要分布在校园,占总量的67. 70%,而广大农村地区仅占8. 18%,场地设施的这一分布结果导致农村缺乏甚至没有体育活动场所和设施,匮乏的体育场地设施,根本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体育需求。
(二)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区域不平衡。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中很大一部分为地方性公共体育产品,多由地方政府供给。
但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和地方领导对体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同,我国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呈现出严重的区域不平衡,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状况要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
(三)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结构失衡。我国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不仅数量严重不足,而且还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农村和农民需要的公共体育产品如健身设施和健身知识等供给严重不足,但能够反映和满足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政绩”和“利益”的需要的大型体育场馆如“一场两馆”或“两场一池一馆”等和竞技体育等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过剩,农村公共体育产品总体供给结构失衡。
(四)农村公共体育产品投入乏力。根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部分省市农村体育场地数量与第四次普查数据相比,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农村公共体育产品投入不足,被调查的许多区县农村内没有固定的体育经费,致使部分农村公共体育设施荒废或被挪用。
(一)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农补工”、“重城轻乡”的二元发展战略。正是由于城乡二元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农村已形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资金来源、城乡收人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更加滞后”的恶性循环状况。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也是一样,存在严重不足。
(二)农村公共体育产品自身所具有的特性。由于农村公共体育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其在供给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搭便车”行为,无法通过收费弥补供给成本,致使私人部门不愿意或根本不会提供足够数量的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从而使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三)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体制。长期以来,我国体育行政部门一直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绝对主体。在社会公共体育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这种“政府包办”的单中心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已不能满足多样化与多层次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现实情况下,由于体育行政部门把竞技体育成绩作为体育工作的重要考核标准,形成了竞技体育产品在非意愿选择下的过分供给,其他公共体育服务项目的供给就显得力不从心。
(四)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机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主要由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决策机制以及筹资机制等构成。制度外的资金筹集机制在加重了农民负担的同时,导致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严重不足。由于这种制度外筹资机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情况下,常常演变为乱收费行为,加重了农民负担。
(一)统筹城乡公共体育产品供给, 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体系。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施农民健身工程的需要,在统筹城乡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基础上,基于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严重短缺的事实,应把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重点放在农村,加大对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生产的投入力度,把解决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问题放在优先解决的位置,加快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生产与供给。
(二)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实施多主体供给方式。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在国家加大对农村公共体育产品投入的同时,应坚持以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为主,引入民间资本和第三部门参与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提供,或者采取政府与私人共同供给。
(三)改变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方式,建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民主表达机制。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方式,实现乡镇公共服务供给的自主化。应该允许农民成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各类社会组织,使其真正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通过组织的途径表达利益要求,并以社会组织为依托同政策制定者、服务提供者以平等的身份进行讨价还价,最终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村政治制度向农民本位的回归。在发展农村体育中,首先要尊重农民的体育参与意愿和权力。逐步建立农村公共体育物品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形成农民体育“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四)建立有效的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监督、评估与反馈机制。强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机制。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将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状况挂钩;其次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企业、非盈利组织供给公共体育产品的监督,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此外,要加大对边远农村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养力度,对投资西部偏远和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企业,国家可对其企业的发展和运行给与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农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投资,同时提供公共体育产品,采用共用、共管模式。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团体以及农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来共同完成,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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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学西化本土化
【论文摘要】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本文试图归纳分析存在的问题的表象及成因,做一番梳理。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我国过于追求理论时尚,对国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论采取“夹生饭”引进方式并加入个人喜好,专注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态出现。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消化能力不强。知识没有国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大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与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让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强,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论仅停留在移植层面,和我国现实的结合还是两张皮。2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反思
国内学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种范式争论的强烈影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常常从自己原来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理论观点但却各自表述的状态,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原地踏步,理论对话与争论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学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进研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学科地位,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有效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声音”与“反思’。 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指把产生于国外的公共管理学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使其从概念工具到知识范式、从精神底蕴到具体方法,均符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心理特征、交往行为、价值取向、情感诉求等,以便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和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最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论。#p#分页标题#e#
因此,公共管理的机制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而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还有如废除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改革等主张也是如此。长期习惯于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应有的对中国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具体制度,毫无经验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中国理论界对于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是,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论来为之服务,需要将公共管理的理论民族化”。再如,“领导者”难题。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决断力和能力决定着改革的命运,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是任命的,并且没有严格执行任期制,变动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诸多改革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任命部门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频繁地以“创新”的名义做出各种决定举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于“政绩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改革强人”也会遇到“人走政息”的难题,也必须面对“过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既得利益的阻挠。
总之,借鉴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过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献越少,对我国“真实世界的公共问题”的深入研究就越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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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起,美国国家环保局巳开展了一系列人体总暴露野外研究枣总暴露评价方法论(TEAM),研究主要是从CO及挥发性有机物开始的。一般包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试验阶段,规模较小,目的是检验个人暴露监测器的性能及调查设计的可行性;第二阶段是实施阶段,一般要求规模大,保证有一定的响应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我国开展人体总暴露的研究必要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论我国开展人体总暴露的研究必要性全文如下:
提要 :80中代初,国外开展了人体总暴露研究(Total Human Exposure)。这一研究把人作为环境污染物的接受着,它弥补了目前污染物危害评价中的不足。它为控制污染物找到了新的途径,为键康风险评价提供了新的手段。
环境保护的中心任务是保护公共健康和福利不受环境污染物的危害。公共健康常指的是人群,而公共福利指的是非人口部分(如生态系统)。对于现行的环境管理来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通常进行室外环境污染物浓度的观测,并采取措施把污染物浓度降低到可按受的水平。
以往,环境法规体系仅仅要求测量地球物理传播媒介(如室外空气、河流、土壤)中的污染物,而不是人群的实际暴露。传统的方法认为,控制这些传播媒介中的污染物浓度到可接受的水平就能达到保护公共健康和福利的目的。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空气污染物的人体暴露一一人体接触污染物的实际浓度一一与地理物理传播媒介中的空气浓度有显着差异,也找到了一种能精确定量人体暴露的监测手段[4]。80年代国外产生了一种人体总暴露监测方法,这一新方法以已知的精度测定环境污染物的人体暴露[5.6]。90年代这一方法巳被用于完善健康风险评价,和为真正基于风险评价的环境法规体系提供新的数据库。本文试图论述我国开展人体总暴露研究的必要性。
1.1 风险评价模型
在人体健康风险评价中,虽然植物和动物在污染物到人体的输送过程中起一定的作用,但评价的对象是人体。为了评价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必须建立污染源到影响之间的关系。要保证评价的精度,必须考虑所有的污染物,不应只限于传统的污染源(烟囱,废物出口,有毒废物处理场等),而也应包括非传统的污染源(建筑材料,消费品等)。
人体健康的风险评价模型包括以下五个环节[1.6]
①污染源
②污染物的输送过程
③污染物的人体暴露
④人体吸收剂量
⑤污染物对人体的影响
在这模型中,后一项依赖于前一项,即前一项的输出就是后一项的输入。因此,如果缺少了某一环节,就不可能正确描述污染源与影响的关系,不可能正确评价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就不能决定控制污染源对降低风险的效应。
以往的研究对前后环节研究较多,而对中间环节③、④研究较少。提起环境污染,人们往往会想到传统污染源,如厂区冒烟的烟囱、排污沟,因此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传统污染源上,现在大量的知识是关于传统污染源的,制定的法规体系也是针对传统污染源的。另一方面,对非传统污染源研究甚少,这些污染物会通过非传统的暴露途径(如室内消费品散发污染物)到达人体。
一旦确定污染源后,注意力往往转移到污染物的输送过程,这一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污染物扩散模型,污染物在河流、土壤、食物中的输送模型等。与前二环节相比,第五环节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如动物成人的剂量反应关系,一些空气质量际准就是根据这些研究制定的。但是作为风险评价模型基本组成都分的③、④环节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最近国外开展的人体总暴露研究可以弥补这一空白,得到一个完整的风险评价模型,使基于风险评价的环境管理成为可能。这一研究也帮助找出了很多非传统污染源。这些非传统污染源在现行的环境法规体系中是不会考虑的;在公共健康方面,它们比受到控制的传统污染源危害更大[1]。
虽然把污染源同暴露乃至影响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但即使把污染源同暴露(不一定是影响)联系起来也能为管理者、决策者提供大量新的信息。如果能建立某种污染物的污染源一一暴露关系,就有可能找到经济有效的控制造径来降低暴露,达到降低潜在风险的目的。
1.2 目前大气监测站存在的问题
大气监测站一般提供室外空气质量状况,但是其价为该地区人群暴露的代表程度是不清楚的[7]。已有资料表明,人们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甚至90%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8.9]。据计算,美国工人只有2%的时间是在室外度过的,而美国家庭妇女只有1.4%的时间是在室外度过的[10]。出于人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因此对室内空气质量的研究显得特别重要。
国外人体总暴露研究表明,一氧化碳主要污染源是交通工具、室内煤气灶及职业性暴露。因此个人活动和CO室内浓度对个人暴露影响极大[11.12]对波士顿家庭的NO2研究表明[13],冬/春、夏、秋三个断段的研究中,煤气灶家庭的所有微环境浓度高于电炊灶家庭的相应微环境浓度,且变化范围广;煤气灶家庭室内NO2浓度高于室外浓度,而电炊灶家庭则相反。平均NO2浓度以厨房、起居室、卧室这一顺序递减。煤气炊家庭的平均NO2个人暴露接近于,但稍低于室内浓度;电炊灶家庭的平均NO2,个人暴露位于室内、室外浓度之间[14]。个人暴露依赖于室内浓度。单用室外浓度不能很好预测个人暴露,而室内、室外加权活动模型能很好地预测个人暴露。因此,传统的那种只限于室外污染物浓度的监测方法有待改进。
在70年代以前,虽然人们已认识到了大气监测站的不是,但由于还没有研制出个人暴露监测器,空气污染的个人暴露是从大气监测站获得的[15]。这种数据假定人处于相同的微环境中,以相同的方式活动,这不能不得出粗劣的结论[16]。这种数据只能说明一种“潜在暴露”,而不能反映实际的人体暴露[15]。
70年代,由于成功地研制了个人暴露监测器,并在小型化方面取得了进展,国外才真正地开展了个人暴露的研究,并在80年代发展成为人体总暴露研究。
用统计学术语表示,暴露就是个人接触污染物的事件[6.15],如用括号表示出现的事件,假定参数系为三维空间。“暴露”定义为两事件的联合事件[6.7]:
{ t时个人i在(x,y,z)点}
∩{ t时点(x,y,z)的浓度C=c}
如果知道浓度的空间分布C(x,y,z),并知道个人i的空间坐标(x,y,z),就可以把个人所接触的浓度即暴露表示为:
C(x,y,z)=Ci(t)L L L L L L L L (1)
个人暴露依赖于遇到的浓度及在微环境中度过的时间,人体总暴露就是人在不同微环境中接触污染物浓度的总和。人体总暴露可以描述为一个包围目标枣人体枣的一个“泡泡”[1]。
在某时任何接触这一“泡泡”的污染物枣通过空气、食品、水或皮肤枣被认为是该时污染物的一种暴露。有些污染物如CO,通过一种传播媒介空气进入人体,其它的如铅和氯仿,可以通过二种或多种暴露途径,(如空气、食品和水)进入人体。如果有多种暴露途径,人体总暴露方法试图确定通过所有可能暴露途径(空气、食品、饮用水、皮肤)的人体暴露(某时某地每一传播媒介中的污染物浓度)。人体总暴露方法以已知的精确度和准确度,提供一些经所有环境媒介的公众暴露数据。它试图在暴露人数、暴露程度及
与之有关的污染源方面提供一些可靠的定量数据。
总暴露计算公式为[7,15]
平均暴露计算公式为[7,15]:
标准暴露计算公式为[7,15]
其中ts是与某一空气标准相对应的时间,它可与现有空气质量标准相比较。
把人作为环境污染物的接受者[15],因此人及其活动就成为研究的中心,这是人体总暴露概念所特有的。首先,它考虑污染物可能到达人体的所有暴露途径。其次,它集中于同某一污染物有关的特定暴露途径,给出污染物经这些暴露途径移动情况和暴露程度的精确数据。由研究对象记录的每日活动规律能帮助识别有关的微环境,并在很多情况下有助于识别可能的污染源。人体负荷数据常常同暴露水平比较,作为吸收剂量的重要指标。
值得指出的是,暴露与剂量不同,暴露是人在浓度为c的某一点,而人并不一定吸入这么多的浓度。只有当污染物穿过人的身体边界(如皮肤、脑膜)时,剂量才有可能出现[15]。
人体总暴露研究已形成二种基本的方法,直接方法(野外实验法)和间接方法(计算机模拟法)[7.17.18]
3.1 直接方法
这一方法试图通过测量呼吸的空气、饮用水和吃的食品中的某一污染物的浓度直接计算暴露量。为达到这一目的,常常需要用概率方法抽取大样本容量的人群,监测人群所接触的污染物浓度[6]。
这一方法把统计调查方法与环境监测方法结合起来[6]。根据事先设计的统计方法随机抽取有代表性的人群。然后,针对研究的某类污染物,测量经所有环境媒介接触人体的污染物浓度。经概率抽样方法抽取的人群必须有足够的样本容量,才能正确推知样本所代表的总体的暴露量[1]。当然只有在具有个人暴露监测器的条件下,才能做这一方面的研究。
个人暴露监测器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被监测者只需将仪器佩带在身上,就可以跟踪监测,操作简单方便,不影响被监测者的行动。日前国外出现的个入暴露监测器可以分为两大类:分析器和采样器。分析器是一类能当场指示出污染物浓度或污染程度的仪器,采样器是只能当场采集污染物样品然后在实验室作分析的仪器。这两类仪器又可以分为有源采样器(分析器)和无源采样器(分析器),有源无源是指个人暴露监测器有无动力驱动系统。
自1980年起,美国国家环保局巳开展了一系列人体总暴露野外研究枣总暴露评价方法论(TEAM),研究主要是从CO及挥发性有机物开始的。一般包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试验阶段,规模较小,目的是检验个人暴露监测器的性能及调查设计的可行性;第二阶段是实施阶段,一般要求规模大,保证有一定的响应率。TEAM有以下特点:
①用概率抽样方法抽样
②直接监测经各种媒介(空气、食品、水、皮肤)接触人体的污染物浓度
③直接测量人体负荷,推知吸收剂量
④以日记方式直接记录个人日活动规律最近,这一方法已用于评价农药的人体总暴露。英国国家环保局正在进行空气微粒包括痕量金属在内的人体暴露研究[1]。
3.2 间接方法
间接方法不是直接测量暴露数据,而是把人们在某地度过的时间与该地出现的浓度结合起来,从数学上构造暴露数据。这需要有关人们活动规律的数学模型和微环境浓度的分布情况[6]。
一般,方程(1)中的浓度函数C(X,Y,Z)和空间坐标(X,Y,Z)是很难获得。但人体暴露的计算规模型有一个基中假设,即微环境中浓度的空间一致性。根据这一假设,把微环境中的浓度Cj与个人i在徽环境j中的时间tij加起来,就能算出总暴露:
其中m为微环境数,tij=T为时间长度,因为Ei为浓度和时间的乘积,它表示为ppm j没有下标i,这是由于Cj只与微环境j有关,而与时间无关。
方程(2)就是人体总暴露计算机模型的基本方程,已有的暴露模型有人类活动和污染物暴露模型(SHAPE)[7,17]和国家大气质量标准(NAAQS)暴露模型(NEM)[16],SHAPE是由Ott等人提出用中模拟CO暴露的,而NEM是由Johnson 和Paul提出模拟NO暴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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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旅游地理学科研究起步较晚,自80年代初传入中国大陆,发展至今只有近30年的历史,虽然如此,由于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和旅游地理实践活动大量开展,一些理论、方法、技术得以发展和完善。
旅游地理学是研究旅游现象与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科学,[1]主要研究包括,旅游产生的条件及其地理背景、旅游者的行为规律、旅游市场预测、旅游通道、旅游资源评价、旅游环境容量、旅游区划、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的区域影响、旅游地图等基本内容。[2]下面从这些方面进行阐述。
旅游者的行为研究包括旅游者的空间行为和旅游者的决策行为。一般来说,旅游者行为随着旅游目的地距离的增加,游客的数量减少;大空间尺度行为中,人们力图到级别高的旅游点旅游,并力图采取闭环状路线旅游;中、小尺度的旅游空间行为中,人们较多采用节点状旅游路线。在20世纪90年代后加强了游客的市场细分,并根据市场细分结果对不同旅游者空间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很新的研究成果。如谢彦君(1990)提出了一种游客心理状态与目的地景观状态之间的关系模型来解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目的地选择的不同偏好影响。[3]
旅游者的决策行为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影响旅游者决策的主要因素为感知环境、旅游效益和旅游偏好。由于人们日益追求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在21世纪初期出现了一种体验性旅游现象,这些旅游者称为“新旅游者”。所谓的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环绕着消费者,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商品、服务对消费者来说是外在的,而体验是内在的,存在各人心中,是个人在形体、情绪、知识上参与的所得。这种追求体验的“新旅游者”追求的目标与传统旅游者也不完全一样,决策行为与传统旅游者的决策行为不同,表现出新的规律性。
旅游市场预测在市场细分基础上对游客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出现了分析的多学科方法,分析的手段、模型多样化。
数学模型得到广泛应用,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只能进行线性分析,对于非线性问题没办法解决,一种新的预测方法是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简称ANN)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其中包括很多模型和算法,其中BP模型的HEBB算法应用最广。王娟、曾昊的《人工神经网络——一种新的市场需求预测系统》是我国第一篇利用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旅游市场需求的文章。
国家旅游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2003)颁布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这一旅游资源评价标准给出,使全国的旅游资源定量评价形成了共识,在此文件出台后,定量分析旅游资源的文章明显减少,但是学术界并没有停止探索。在这时期SWOT分析法和卢云亭的“三三六”评价法,在定性评价中最常用。
旅游的环境容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旅游环境容量就等于旅游容量的概念,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环境容量,二是社会经济和旅游者感应气氛的容量,保继刚把环境容量为五种基本类型,即旅游心理容量、旅游资源容量、旅游的生态容量、旅游的经济发展容量、旅游地地域社会容量和其他非基本容量。[1]狭义的旅游环境容量就仅指自然环境容量,与管理容量、社会容量并列。[3]在20世纪90年代环境容量研究方面表现出由早期重视自然环境容量向重视社会心理容量方向转变的迹象,从重视游客的心理容量到当地居民的心理容量研究的转变。
旅游规划方法在21世纪初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2001年刘滨谊提出的旅游规划三元论最有影响,认为现代的旅游规划为了满足游客的三个不同层面的需求,旅游规划内容相应包括三元,即旅游、生态、景观,根据三元论中的三元,把旅游规划分为三个流派即游憩流派、景观流派、生态流派。刘峰的一种新的旅游规划思路即用系统论方法对旅游系统进行规划也趋向成熟。
在此同一时期,魏小安对规划的模式化的倾向进行了反思,提出“情景规划与体验设计”,这种规划目标是使旅游者在活动中感受到美好的体验。
旅游开发的区域影响分为几个方面,有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其中国内研究者对旅游的环境影响研究比较多,为了减少旅游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鼓励环境保护的同时获取经济利益,提出了生态旅游的旅游模式,生态旅游的概念从此向各种不同的旅游模式渗透,现在已经泛化。并影响了多种新的旅游形式,遗产旅游就是其中之一,王大悟认为生态旅游的内涵向遗产旅游演进。保继刚在这方面做出了全面探索。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我国的旅游地图的内容由传统的区域综合地图和向专题地图方向发展。传统的区域旅游地图除了有以省为行政单位的旅游地图外,还有跨省的区域地图,如《中国长三角名胜精华》、《南部旅行》。专题旅游地图在近几年发展较快,如雨后春笋呈现出来,例如《世界遗产地图集》(中国卷)英文版、《古镇旅游地图》、《乡村旅游地图》、《三国旅游地图》、《美女旅游地图》、《中国将帅地图》,自助游地图有《中国登山之旅》、《东北知行书》等。
旅游地理学研究旅游现象的空间规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使研究的空间空前扩大、研究的对象变得纷繁复杂。趋势表现在:研究的视野将扩大,研究范围从小区域向大区域发展,研究的旅游产业空间分布不仅仅是旅游产业的分布,还会考虑到相关产业空间分布;旅游者数量变得更为巨大,类型更为多样,研究对象更复杂;旅游是一种经济现象,经济条件是影响旅游产生的客观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生产力水平也会改变,旅游流将发生变化,影响因素也变化,分析模型也将变化。
信息化与信息技术也对旅游地理学发展也有促进。信息化与信息技术为研究提供了新手段,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技术手段的先进,使得研究由定性向定量的方向发展,研究周期缩短,科学性提高,更适合旅游业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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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公共政策学伴随改革开放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孕育开创阶段;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快速发展阶段。兴起的原因:①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选择;②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需要;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④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的结果。在这些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关键词:中国公共政策学,历程,原因,成就,问题,对策,论文代写
回顾过去30年来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兴起与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引进到开创、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的发展过程。深入研究这一过程,大体上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孕育开创阶段。政策研究在我国由来已久。但是,把政策及其运行规律作为一门科学来专门研究却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的事。那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敞开了国门,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方法的同时,一些新兴的学科也开始相继传入我国,公共政策学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的快速发展阶段。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日益明确,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经过充分酝酿,1992年10月,作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分会的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成立,来自中央11个部门和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70余人参加了在山东曲阜召开的成立大会,大会决定以“联络、组织、交流、倡导”为活动方式,积极推动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工作。
中国公共政策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并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不断发展、成熟,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究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选择。“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对公共政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高度概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当党和国家的政策正确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蒸蒸日上,反之就将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第二,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需要。众所周知,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既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它要指导执政党或国家的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的实践活动,它以实践定向,以发现和解决社会的政策问题为宗旨,为实践服务”。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公共政策学创始人拉斯韦尔指出,该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公共政策学“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归根结底,它须以民主的政治体制为前提。”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兴起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产物。
第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的结果。通常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的出现,“为政策科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国外一系列新兴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运筹学、统计学、决策科学、领导科学、战略研究、未来研究等被陆续介绍到我国,从而使得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迅速崛起,运筹学、统计学、决策科学等新兴学科不断涌现。
在理论工作者、政策决策者以及政策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公共政策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生机勃勃的新兴学科。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我国公共政策学研究至少取得了如下几项成就:
第一,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理论成果不断涌现。根据研究的重点,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大致沿着这一思想轨迹不断深化。首先是介绍、引进西方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其次是随着公共政策学传入我国,开始从政策学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策理论,认真而深刻地总结我们党和政府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第二,学科建设初具规模,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一门学科发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教学工作的开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就有少数党校在干部培训中开设了部分公共政策学的课程。90年代以后,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育培训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学的相关课程已在高等院校、党校系统和行政学院系统的教学中逐步扎根,成为大学生、研究生和干部教育培训的一门新兴课程。
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基本上形成了研究公共政策的三支队伍。第一是学术型政策研究组织的研究人员,他们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第二是行政型政策研究组织的研究人员,他们主要从事现实政策问题的研究。
第三,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公共政策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严肃的学术团体的建立是学科交流的重要依托。目前,全国性的公共政策学学术团体有两个,即1992年成立的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1994年成立的中国政策科学学会。在这之后,还成立了一些全国性的部门政策研究的学术团体,如1998年成立的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另外,一些省、直辖市、自治区也成立了综合性的政策科学研究会或部门性的政策研究会,如黑龙江省政策科学学会、广东省政策科学研究会等。
相对于国外公共政策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而言,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有着许多薄弱环节亟待加强。
第一,在重视程度上,公共政策学有待引起学界和政界的进一步重视。我国迄今仍对公共政策学、政策科学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得非常不够,公共政策学的学术价值、实践价值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它作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主要支撑学科这一点并未被人们尤其是各级官员所认识。
第二,在学术研究上,公共政策学的学术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引进、消化和吸收西方公共政策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内已有近百部关于公共政策学、政策科学的论著、教材出版,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但仔细分析这些成果,却明显的存在以下不足或弊端:一是在理论体系上有待进一步创新,二是在研究内容上有待进一步丰富,三是在研究方法上有待进一步改进,四是在研究水平上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三,在学科建设上,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组织构建上,虽然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学术型、行政型、产业型三大类型的政策研究组织体系,但是,这些研究组织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促进我国公共政策学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回顾过去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服务未来。在21世纪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学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勇于面对现实,扎根中国沃土,认真消化、借鉴、吸收西方公共政策学的优秀成果,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和弱点,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从而进一步把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扩大宣传与普及,努力提高公共政策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公共政策学在国外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一门成熟的学科,无论在学界、政界,还是企业界都有着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起步较晚,它的重要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还远未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建立和发展中国的公共政策学,首先必须做好宣传和普及工作:一要进一步扩大对公共政策学在国外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宣传;二要进一步扩大对公共政策学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与日俱增的社会需求的宣传。
第二,加强理论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中国公共政策学发展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要努力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否则,中国的公共政策学将会因其理论既不能解释我们面临的政策现实,又不能指导具体的政策实践而永远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领域。为此,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政策思想的研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留下了大量优秀的政策文化遗产,离开了这些文化遗产,我国公共政策学的中国特色就将无从谈起。二要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政策思想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策问题的精辟论述及其理论,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改进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水平。科学研究需要有科学的方法,否则就很难探索出真理。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与其研究方法息息相关,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研究方法是否合理或完善直接影响到该学科的成熟与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公共政策学之所以理论基础不够坚实,与国外公共政策学相比差距较大,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方法有问题、不成熟。因此,改进研究方法就成为中国公共政策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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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经济发展变化对财务管理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现有的财务管理理论尚不能满足财务管理工作实践的需要,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较滞后。通过我国与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谈一下我国未来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中西方;财务管理;比较; 研究方向
1 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在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第一阶段,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在关于企业财务本质、经济核算的实质、客观依据、考核指标体系、国民经济核算和专业核算与群众核算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资金理论、成本理论、财务与会计的关系等问题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第二阶段,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从以下方面入手,并取得了了很大成就:
(1)对财务本质的继续讨论,提出财务本质“价值分配论”、“价值运动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等。
(2)关于财务的职能,提出财务的两种职能、三种职能、四种职能、六种职能等观点。
(3)关于财务调控机制。
(4)关于财务的主体。提出作为企业财务主体的,应当是企业本身。
(5)关于财务管理的目标。
(6)关于财务管理假设。
(7)从产权角度对财务管理的研究。
(8)关于宏观财务或国家财务,即将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与作为社会管理者所具有的不同经济权利及责任的学说。
(9)关于财务理论体系,即讨论财务理论体系的构成。
(10)关于预算管理。
2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前大体包括如下内容:
(1)有效市场理论。说明的是金融市场上信息的有效性,即证券价格能否有效地反映全部的相关信息。
(2)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这一理论给出了关于证券投资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衡量办法。
(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该理论用于对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价值的评估。
(4)套利定价理论。该理论提出了一种比资产定价模型理论更为通用的定价学说和方法,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扩展,将资产的定价从单一因素模型发展成为多因素模型,这样就更好地适合了现实中的复杂情况。
(5)资本结构理论。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上负债所带来的节税利益,而节税利益的多少依所得税的高低而定。当节税利益与财务危机成本、代理成本相互平衡时,便是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
(6)期权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研究的是期权签出方补偿价格的确定问题。
(7)股利理论。股利理论是关于企业采取怎样的股利发放政策的理论,分为股利无关论和股利相关论两类论点。
3 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差异,这表现在: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财务活动本身,着重研究资金筹集、投资行为(主要在市场上)和股利分配,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实务。研究的内容是这些财务活动如何开展,具有哪些规律,如何去做会更好。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财务活动中的财务关系和财务概念,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的上层建筑。研究的内容主要为:财务关系应当是怎样的;财务管理应当建立哪些概念,这些概念应当如何表述,相互关系如何,等等。
从财务研究的客观环境看,建国以来我国财务研究的重点放在财务关系上。而西方国家财务研究没有过多地关注企业的财务关系,最近美国的会计造假,冲击了关国的经济,这引起了西方学者对其制度建设的重新审视。当前西方经济学,包括获得诺贝尔奖在内的各类经济学说,研究和解决的主要是其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很少涉及社会经济制度,这与其当前的财务理论研究是一致的;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初的经济学说,主要论述的则是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
从财务活动的实践来看,由于我国的经济制度处于变动和建设之中,经济活动不稳定且无序,这使我国的财务理论研究不可能像西方的研究者那样针对一贯性的财务活动进行研究,这是中、西方财务研究对象和内容存在差异的另一个原因。
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前提和惯性来讲,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紧紧结合其经济、金融理论的发展,与其经济、金融理论相辅相成,水乳交融;这既是西方财务理论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其他任何国家财务理论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的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不同。首先,我国传统经济理论主要围绕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研究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其次我国传统经济理论所运用的基本是宏观的和定性的分析方法,很少有微观的和定量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看,西方财务理论研究较多地采用实证的方法,我国财务理论研究则完全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
4 未来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探讨的方向
(1)就研究方向而言,当前我国财务管理理论对财务关系的研究是必要的并应当进行下去,但应有相当部分的力量转移到对财务实务的研究上来,以使我们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更多地结合,更好地指导现实财务活动,发挥解释和预测功能。实际上,目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注重了对财务实务的研究,比如对企业预算的研究即是一例。
(2)就研究方法而言,需要在进行规范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力气开展实证研究,以增强研究的可靠性。为什么实证研究重要?关键在于它是建立在较为可靠的依据之上,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可验证性。应当说,我们并非没有进行财务管理的实证研究,只是研究的量和研究面较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也越来越具备了开展财务实证研究的条件,这种研究方法的大规模推广不应该太迟。
(3)财务管理中加入量化方法。随着运筹学、数学等为财务管理提供基础工具支持的学科的发展,从而为企业理财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量化财务模型提供了支持,如定量预测、滚动预算、风险决策及不确定性决策等。特别是当跨国资本经营目标确定后,财务管理就要运用价值管理的方法,将经营目标进行分解、量化,做出实现经营目标的规划,为企业进行跨国投资与融资,优化跨国资本存量和流量,防范与控制外汇风险提供有用的财务会计信息。此外,旨在防范风险、提高效率的财务控制方法和包含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指标在内的财务分析方法等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满足新的环境对于财务管理的要求。
(4)加大推行财务预算管理方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克服过去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消极依赖心理,要根据多变的市场状况,从企业战略目标出发,进行财务预算管理。财务预算管理通过编制财务预算表来规范和矫正企业的经济行为,把企业内部各部门,生产经营各环节有机联系起来,其目的是以预算求平衡,以平衡求发展,使企业经济行为更科学、更合理,从而实现财务目标。
(5)建议用资本代替资金。资本是进行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垫支的资金,它从货币资金垫支开始,经过运用、耗费、收入、分配几个阶段又回到原垫支的货币资金形态,并在这一过程中带来资金的增值。资本与资金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一,资本是能够带来增值的价值,增值是资本内在的本质要求;而资金只有在成为资本后刁有增值性。其二,资金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产物质的货币表现,其外延过于广泛。
(6)将资金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关于资金,有这样一些定义:“资金是国民经济中物资价值的货币表现”;“资金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物资运动的价值形式”等。这两种表述虽略有不同,但以财产物资形态作为资金存在的物质内容这一点是相同的。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知识、人才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经济活动中,大量存在着以专利、专有技术、商誉、商业秘密、人力资本投资入股的现象,如果我们这时还把资金概念限于是财产物质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资本作为财务管理客体,就不能包含上述内容。这显然是与客观经济现实不符的,也是缺乏解释力的。因此,这里认为,资金的内涵必须进行拓展,我们把资金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样,在客观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以专利、专有技术、商誉、商业秘密、人力资本投资入股的现象都能迎刃而解。客观经济环境的改变和财务管理目标的变化致使资金范畴扩大,而资金概念理论上的突破又进一步推动财务管理对象的扩大。
(7)风险管理成为重要的内容。无论是筹资还是投资,都必须重视风险管理。在融资方面,筹资渠道是日益增加,其品种将丰富多彩,特别是风险投资基金将成为主要的筹资渠道。企业财务管理者应首先识别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再对各风险因素进行估计和评价。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例如敏感分析法,盈亏平衡分析法,概率分析法等,确定不同风险的存在,估计风险的大小及今后发展趋势,结合企业自身的承受能力,比较、分析、权衡得失,选择最佳方案,以较小风险取得较大收益,并采取一系列防范、保全、补偿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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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1] 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
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我国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想通过发扬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的长处,克服二者的短处,走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道路。事实上,要实现二者的结合是很困难的事,它有赖于诸多因素的协调与配合。像日本,五十年代以来逐渐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体制,但至今可以说仍在不断改革之中。为此,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行政体制才是完善我国教育事业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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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股指期货推出,使我国期货业的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不仅会增加期货市场交易总量,推动市场规模扩张,而且由于券商、银行、各类基金的参与以及期货公司分类监管的实施,将推动券商控股期货公司崛起,并使业务量向大型期货公司集中。
[关键词]股指期货;期货业;券商控股期货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21.6亿手,成交金额为130.5万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58.2%和81.5%。随着股指期货推出,中国期货市场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期货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将发生重大改变。
2001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的“十五”规划第一次提出了“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的方针,为我国期货市场长达七年的清理整顿画上了句号。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该文件对期货经纪公司的性质、内部治理结构、发展方向等诸多方面做出了新的规定,并提出要把期货经纪公司建设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2007年2月7日,国务院修订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该条例将适用范围从原来的商品期货扩大到商品、金融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并将“期货经纪公司”改为“期货公司”。
2000年以后,我国期货市场的成交额和成交量保持稳步发展态势,三家交易所的交易品种从2000年的6个增加到2009年的19个。
2006年9月8日,由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发起设立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这对投资者开辟更多的投资渠道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推出金融期货品种提供了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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